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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2.白金三主兽那个好

3.因为汉匈战争引发的改革对封建王朝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范仲淹的故事

1、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中了进士，得到真宗赵恒的接见，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范仲淹政绩斐然，如安抚江淮的蝗灾、修建“范公堤”等。

但由于喜欢给高层“挑刺”，仕途就像乘电梯般，上上下下，几起几落。章献太后刘娥当政时，他一会儿指责仁宗赵祯不该率领百官给太后祝寿。

一会儿要求太后还政，被贬到苏州；待得赵祯亲政后，他本受到重用，但又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要求改革，结果得罪宰相吕夷简，再贬饶州。

2、范仲淹多次在朝为官之时宁折不弯，与恶势力做斗争，数次遭贬。在被贬谪到饶州之时，他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

在附近为官的好友寄其一首《灵乌赋》给他，说朝中之人将其数次直言当做是不祥的叫声。劝诫他日后闭紧嘴巴，只做一只翱翔高飞的鸟儿。

范仲淹当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3、曾有人在一座灵祠中听到范仲淹的祷问： " 我将来能当宰相吗？ " 神说不能。又问： " 我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 " 或当宰相，或当良医，工作性质虽然不相同，但为民造福却是相同的。

范仲淹不做宰相就做良医的思想，确实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精华。 " 毅然出走 " 是说范仲淹在二十岁时得知自己的身世，毅然离家出走，到南部 " 应天府书院 " 读书学习。

4、范仲淹在南京国子监读书的时候，真宗皇帝路过应天府，人们争先恐后的前去看望真龙天子，就连书院里的师生也不例外。只有范仲淹一人，还稳坐不动，只一心读他的圣贤书。

与他交好的同窗对他说，快去看啊，面见天子，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范仲淹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连头也没抬又继续读书。

第二年他果然高中进士，参加殿试之时，有了面见天子的机会。不仅如此，后来还参加了皇帝举办的御宴。

5、范仲淹被贬到浙江当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

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一首诗，并嘱咐道，“过关过卡，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人物评价：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

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

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白金三主兽那个好

火猴子、圆企鹅、树苗龟各有特点，且最终进化相互克制，火猴子的格斗克刚帝企鹅，火克巨树龟，巨树龟地面克猴子和企鹅，企鹅水克猴子，尖嘴啄（自身学会）或冰克龟，没有优劣，自选。配招：火：近身拳+赤炎推进+急冻拳+雷电拳

水：攀瀑+剑舞+雪崩+尖嘴啄

草：木叶椎+岩崩+地震+咬碎（或者是诅咒）

因为汉匈战争引发的改革对封建王朝有什么样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最著名的匈汉战争在白登之围以后告一段落，而又在马邑之战后进入拉锯，汉武帝时期的这一次对匈奴主动开战，带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历史佳话的同时，也在当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国家机器面临日益窘迫的财政，汉庭便将这一巨大问题转嫁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有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即金融垄断和国有企业，这两大财政改革措施除了东汉、唐朝前期未得贯彻，其余各朝代几乎没能摆脱这一财政模式，影响了封建王朝两千年。

无为而治背后的隐患

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的稳定性无非就表现在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针对这两个方面，历朝历代的做法就是建立起一套官僚体系，用于管理社会；继而制定出财税规则，用于养活这个庞大的管理体系。汉初统治者施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秦朝短命而亡的影响，故用了“黄老无为”的施政思想。这种思想如果放在经济学当中，就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它不会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尽可能简化税收政策，简化机构，节省行政开支，让利于民。汉初的社会经济正是如此，所谓的休养生息，就是在秦末战乱结束后，面对社会经济凋敝的现实状况，为人民提供一个恢复生产的良好环境，因此汉初的机构设置相当简洁，以三公九卿辅佐皇帝的中央官僚系统，以郡县两级管理地方行政，整个官僚体系只是负责必须的行政和国防，并不过多的干扰民间经济。

汉景帝剧照

“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

行政机构官吏的简洁，就减少了养活官员的成本，按照《史记》的记载，汉初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员的俸禄每年所需粮食几十万石，汉初平均粮食亩产量为一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汉初“定垦田八百七十二万五百三十六倾”，几十万石的粮食是汉初整个粮食产量的千分之一左右，故而汉文帝敢于从公元前166年起，连续免除全国农业税13年，历朝历代的农业税减免多数是因为经济繁荣后的惠民政策，而非行政开支较低的结果，所以汉初的免税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独具特色，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库充盈、民间富足。

但这种看似繁华的背后却充满着危机，国家财富的累积一片欣欣向荣，除了因为休养生息的经济环境带来了稳定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汉初较为平稳的内外部环境。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以后取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压力随之减少，且汉初的农业生产可以说是风调雨顺，甚至没有遇到过规模较大的天灾，这种稳定的环境下，让利于民、发展经济确实不难做到。这里的对外政策在1000多年以后的北宋也曾遇到过，北宋在澶渊一战即将取得辉煌胜利之时，选择了与辽的和解，并且是以输送岁币的一方忍让退步，这一点虽然显得北宋统治者的懦弱，但不可否认的是，澶渊之盟为北宋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凡事都是辩证的，这一盟约也使北宋永久性的失去对燕云十六州的控制权，继而为百年之后的金人南下提供了便利。

所以说汉初的无为而治是有风险的，它的风险就在于国家行政体系、财政体系的弹性不足。对于国家或者皇帝而言，每年的税收收入是稳定增长的，单一的农业税主体结构不变，税收总额也就不会存在太大变数；国家的行政支出基本涵盖了社会管理、官员俸禄、军队给养、水利兴修、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个支出也是一个可控的范围，而到了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因素以后，现有的财政体系就很难应对，所谓坐吃山空正是这个道理，那么最容易使国家财政支出成为不可控的就是战争。

匈汉战争的财政压力

汉武帝是一位尚武的帝王，这绝不是其对匈奴出战而获得的评价，在其出征匈奴之前，就已经发动了对南越、闽越、巴蜀、朝鲜的远征。这也是王恢提出马邑之围战略思想的一个内在驱动，迎合帝王的意志是大臣获得提拔的阶梯，若非汉武帝喜欢战争带来的征服快感，臣下也不会挑战汉初延续七十余年的对匈态度。而对马邑之围提出反对呼声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以韩安国为代表，从战争的“性价比”上提出战争不胜则劳民伤财，胜了也捞不到好处，这种言论虽然很快应验，但韩安国与汉武帝的思想违背，最终成为战争失利的出气筒，被发往边疆郁郁而终。

汉武帝剧照

马邑之围不仅没能成功，反而拉开了匈汉之间持久战争的开端。此后，匈奴人扩大南下侵扰的规模，汉武帝则在五年之后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北伐战争，而这一战中，汉家四路大军中的名将公孙敖、李广皆惨败；公孙贺溜了一圈连匈奴的影子都没找到，唯一一位有所收获的是并不被看好的小将卫青，他斩杀了七百余匈奴骑兵，但这个斩获与投入的人力物力并不成正比，汉家军即没有大规模歼灭匈奴有生力量，亦没有获得势力范围和战略物资。反而在次年，匈奴主力突然攻杀了汉庭的辽西太守，俘虏两千余人北迁。这正应了韩安国的猜想，汉家与匈奴的战争并不划算。这也给匈汉之间的战争定下格调，那就是汉家并不会在战争中获得及时的回报，他所能获得的回报只可能是未来的边疆稳定，也就是说汉军无法实现以战养战的常规策略，只能是无尽的投资。

然而卫青在首次北伐中的收获让汉武帝看到了希望，公元前124年，汉家已经从首次北伐当中休养了5年，此时的卫青也已经成为车骑将军，接下来的两年中，卫青统帅北伐大军出塞六百里进攻匈奴右贤王，斩获一万五千人；随后又从定襄出发，北驱百里斩杀匈奴一万九千人。光看击数的话，这个数据较五年前确实令人振奋，但这两次远程奔袭的成本实在太大，其中汉家损失兵马十余万。随之而来的善后与安抚工作花费二十余万黄金，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换算，约合二十余亿钱，如果将汉庭官僚体系一年的俸禄换算成钱，也仅仅是三千万钱左右，也就是说这两次远征的善后工作就已经花费了汉庭几十年的公务员工资。如果算上战争本身投入的物资与粮食，几乎已经打光了文景之治时期积攒的家底。且俘虏的匈奴人以战俘的身份白吃白喝，既不会从事农耕生产，汉军也不敢将其投入到后勤劳作上去。

卫青、霍去病

开弓没有回头箭，卫青已经扬名立万，下边轮到另一位名将霍去病登场，这位年轻的将领将长途奔袭战术打的比卫青更漂亮，连续两次单独出击匈奴，直接促成了匈奴浑邪王归顺汉庭，成为分裂匈奴的重大转折点；后从东路深入漠北，配合西路卫青直捣黄龙，留下封狼居胥的千古美名。与卫青成名如出一辙，霍去病也是在战争中施展了自身的军事天赋，汉匈战争也成为这两位名将丹青流芳的阶梯，而这个阶梯的搭建不仅是实打实的军费开支，更是诸多方面配合的成果。为了方便战略物资的运输，汉庭投入巨资开凿运河；战争对马匹需求较大，汉武帝迁中原十万百姓于关西养马，吃穿住行全由补贴；战争中的善后、安抚、奖励等花费为五十万斤黄金，约五十亿钱，这样持续的边境战争使汉朝本来较为健康的财政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因而汉武帝必须在战争的过程中推行财政改革，用以支付高昂的战争成本。

战争中的财政改革

以上说到了卫青成名的两战打掉了汉初休养生息时的财富积累，而这两战只是汉家军对匈奴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是汉武帝发动战争的“成果”，也证明了匈奴并不可怕，至少说明自己在对付匈奴这个方面要比高祖成功，这个在精神层面构成了汉武帝扩大战争规模的内在驱动。从战略角度考虑，汉家军已经具备向漠北渗透的实力，或者说能够看到将匈奴驱离边境甚至将其分化的可能，所以这又构成扩大战争规模的外在动力。但此时的财政状况达不成扩大战争规模的客观要求，故而开源节流成为汉武帝必须面对的现实状况。

一般说来，卖官鬻爵好像是腐朽的统治阶层才会尝试的手段，其实不然，我国古代许多圣明的君主都曾通过卖官鬻爵来实现快速敛财，如唐之玄宗、清之康熙，汉武帝也不例外。要说汉朝卖官鬻爵的初试者应该是汉文帝，由于匈奴的扰边，汉朝表面与匈奴和亲，实际上也在边境建立了诸多防御堡垒，而针对这些堡垒的粮食输送问题，那个建议文帝削藩的晁错就在当时提出学习秦朝的爵位制度，奖励机制由战功变为粮食输送，规定向边关堡垒输送六百石粮食的百姓可以获得“上造”的爵位，四千石获得“五大夫”，一万二千石则获得“大庶长”。这一政策得到很好的效果，边关堡垒的粮食充足，再也不需要承担过多压力，获得爵位的百姓也免除了对应的人头税和徭役。到了汉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天灾，景帝运用同样的方式保证了灾区的粮食供应。

“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太平御览》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面临的问题不只是粮食那么简单，所以对卖官鬻爵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改变了秦朝传承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另设十一级武功爵，明码标价为一级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结束后，卖爵令随即下达，立即创收三十余万斤黄金，约合三十多亿钱，要知道当时汉朝的税收收入主要包含农业税、人头税两项，这两项每年也只有约四十亿钱的收入，汉武帝一次售爵就立即回笼了一年的税收收入，可谓是相当解渴的。但武帝创立的爵位制度不在是单纯的特权享有，而且可以做吏，虽然吏与官不同，但也属于行政管理梯队，所以无形中打破了行政管理队伍的生态平衡，且爵位获得者拥有诸多减免税收的特权，也导致本来就薄弱的常规税收变得更为艰难，故而卖官鬻爵只是汉武帝解决财政问题的临时性救急措施。

货币是现代的金融工具，在古代则更容易成为封建王朝撬动经融杠杆的法宝。汉武帝之前的流通货币主要是四株钱，六枚钱币重一两，面值与含铜的价值相近，这个铸币权由下放到民间，符合规定的货币就可以流通到市场。汉武帝针对金融货币进行了创新，创造出皮币与白金币，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实际价值相差甚远，成为汉武帝抽取“铸币税”的法宝。其中的皮币就是在一块鹿皮上纹上花纹，面值四十万钱。白金币则分三种，一种为“白选”，圆形八两重，上纹龙形图案，面值三千钱；一种方形纹马，面值五百钱；一种椭圆形纹龟，面值三百钱。

白金币样式

皮币由于面值太大，市场上根本无法流通，那么汉武帝就将“剥削”的目标放在诸侯身上，依照汉朝礼仪，诸侯朝觐、祭祀先祖，需要使用玉璧。于是汉武帝要求诸侯献玉璧时，必须用皮币做垫子，这就使经济手段变成了搜刮诸侯的行政手段。白金则成为搜刮民间财富的利器，由于汉朝的基准货币由铜和黄金构成，所谓的白金则是银与锡的合金，根据汉庭官方给出的面值与银锡比例来看，这种合金几乎接近黄金的三分之二，由于汉朝的矿产属于皇室享有，所以这个巨大的利润空间也成为皇室的摇钱树，这个摇钱树后来也被汉武帝让给了国家财政。

四株钱样式

既然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国家吃了大头，民间偷铸白金币又从中吃掉小头，汉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加强市场监管，准备将小头也一并吃掉，但利润空间实在诱人，私自铸币的行为难以约束，汉庭提高监管队伍的成本逐年增加，于是就触发了更高层面的金融改革，那就是将所有的铸币权收回国有，并出台法律严惩民间私铸货币的行为。这一改革带来的是国家对货币的“偷工减料”，即压缩铸币成本，从中榨取利润。当货币政策在国家机器中取得良好成果后，白金币也就随之退出市场，汉朝的货币再一次回归正常，而这一折腾后，汉庭不仅收回了铸币权，实现了金融垄断，还从中榨取了不少民间财富，可以算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资本运作。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史记.平准书》

汉武帝的货币改革中也暴露出巨大问题，比如白金币的偷铸行为使汉庭的监狱住满了囚犯，以至于汉武帝无奈的赦免了几十万偷铸者的死罪。汉武帝也是在金融手段推行之后开始将目光投向官办企业上，而企业投资的目标则被锁定在盐和铁上，因为这两大行业在汉代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初的商贾巨富几乎一半是盐、铁起家，汉武帝起初想通过这些巨富的“支援“渡过财政危机，其手段就是推行商业税。但这种搜刮财富的力度根本无法满足战争的消耗需求，于是在主管盐政的大农丞东郭咸阳、主管铁政的大农丞孔仅的筹划下，将盐、铁的开权与经营权收回国有，对民间私自开、经营盐铁生意者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法令，并成立了一套国家盐、铁经营管理班底，实则为最早的国企雏形。

煮盐作坊

如果说盐、铁行业是实打实的国企雏形，那么汉武帝推行的“均输”和“平准”政策就是国有性质的“投机倒把”。由于汉代的税收以粮食为主体，汉武帝的均输政策就是让地方把税收所得的粮食就地变卖成钱，或者换成土特产品，然后再将土特产品拉往异地卖掉，这样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又使赚得差价；平准则是在地方建立粮食储备库，丰收时低价收购粮食入库，灾荒时再高价卖出从中获利，一方面是稳定灾荒时的粮食价格，一方面又成为创收的一条出路。这两条政策皆是由主导，故而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土特产品在异地出售时故意抬高价格，又如平准仓里的粮食并没有成为特殊时期调控粮价的物资，反而成为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小金库。但无论如何，这两项政策使汉武帝时期的地方具备了国企管理的模型，为战争时期的财政增收带了一定帮助。